定西师专发展纪实作品选登省长二三事儿

【《定西师专发展纪实》作品选登】

省长二三事儿

贾 国 江

    在定西师专的办学历程中，有许多省部级以上领导伸出过关心帮助之手，也有不少省部级以上领导踏上过这片热土。我这儿要记述的是给学校做出过直接贡献的三位副省长，一个是吴碧莲，一个是李重庵，一个是郝远。

吴碧莲副省长

    1998年1月，我当上了省第九届人大代表，这对我而言是件非常荣光的事，也是一件对个人对学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事。小时候，我家上房正面墙上左右两侧挂着两个玻璃框，镶嵌满许多不同时代的黑白照片，其中有父亲“生产积极分子”母亲“县人民代表”的两张集体照，当时就觉得父母很光荣，是我们的人生榜样，也给我们幼小的心灵许多激励。没想到若干年后，我当上了省人大代表，把父母的荣誉发扬光大。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，代表们汇聚一起，不少是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先进、各个行业的典型，对于我这个来自基层的教师代表而言，可以说是情不自禁、喜于言表，仿佛每个细胞都在跳舞！尤其是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在省政府礼堂召开，当雄壮的国歌奏起时，我感到无比庄严神圣，也隐隐感受到当人民代表的一种责任！

    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，有如“大姑子坐轿，什么都新奇”。代表团讨论都在驻地的小会议室里，省上个别领导本身就是定西团代表，还有不少领导来参加定西团的分组会议，与普通代表坐在一起，共商大事，讨论政府、计划、财政、人大、法检报告等。第一次会议有好多议程，开了整整10天，又是近距离接触，我也认识了许多高级领导。

    吴碧莲就是我认识的高级领导之一。她长得出众靓丽，发言语速很快，略带点四川口音，有种辣妹子的亲切感，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。她在大会上作过财政报告，印象深刻。会后，她又没什么架子，待人热情，不少基层女代表常到她房间坐坐，有说有笑。这次会上，她高票当选为副省长。

    吴是财政厅长，又很快成了副省长，之后财政厅长好长一段时间没派上，她还兼着财政厅长，有那么一段时间可以说是“大权在握，权倾一省”。我们这些基层代表似乎也有另一种责任，就是通过“代表”这样一个身份渠道反映基层的情况和困难，争取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。在会期间，我也趁此向吴省长汇报了定西教育学院的办学情况和困难。

    大会结束，就要过年了。我给吴省长去电话，说想去看看她。她电话中很热情，说：“住的地方不好找，不再麻烦了，心意收了。”我们还是到乐她家，略带了一篮水果，她很高兴，也不客气，连忙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     第二年，两会又开始了。1月28日上午，是分团讨论。会议室就在我住房对面，当我经过时，门半开着，让我有点惊讶：吴省长早早到了，一个人坐着。我马上回了趟房间，来到她面前。问：“省长这么早来了！”省长正看着手里的材料，抬起头很热情地与我打了招呼。我说：“还是学校的事，给省长汇报过，看省长能否关心一下？”她没有推辞，痛快地说：“好的好的，你打个报告”。我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请款报告，双手呈到吴省长手里。吴省长看了看，从椅背后小包里取出笔，停顿了一下，写了一句话：“请财政厅酌情解决。”我如获至宝，连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代表们陆陆续续进场了，一阵互相问候寒暄之后，会议开始了。

    当时，打的是维修报告，申请经费30万。那个年代，钱值钱，要钱不能狮子大张口，给钱也是挤牙膏、撒胡椒面。一般打个不超过30万元的报告，也就给个十来八万。翻过年，省财政却给我们30万，叫人很感动，也很受鼓舞。后来有人说：“吴省长有支神笔，同样是几个字，但把钱数已写清了，我们不知，财政厅明白。”是否属实，也没考证，也不便考证。有了30万，学校就有了发展的第一桶金！作为第一栋学生公寓的启动资金。翻过年，我又通过李重庵副省长争取了20万（这是后话），学校又多渠道挖掘财源，2000年，1号学生公寓拔地而起！

    某日，行署专员朱同心去西川园区，路过学校，看到新建了一栋楼，感到好奇，便来到校园，问：“我没给你们钱，你们那儿的钱盖楼？”崔掁邦院长把如何千方百计、想法设法争取经费的情况作了汇报后，朱专员很高兴，当即表态：“没给你们钱，你们都能办成事，办成大事，今后行署把你们好好支持一下！”朱专员看起来文质彬彬，但谈吐绵里藏刚。从此，学校拉开了新发展的大幕！

    我当代表尝到了甜头，就多了新的念头，猜想能否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跑跑财政部、教育部呢？想法一提出，就得到分管后勤财务的李涛副院长的积极响应，也得到班子其他成员的认可。当时定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叫董淑芳，内官永丰村人，地地道道的农民代表。我与她一同参与的代表视察活动多，人也比较熟，就征求了她的意见。

    2001年3月，全国两会召开。我和李涛副院长踏上了进京的列车，班子成员和几个中层干部到车站送行。崔振邦院长说：“通过贾院长当省代表，我们在吴省长、李省长那儿要了50万，通过董国大我们争取在财政部再要500万！”大家说归说，笑归笑，但我心里却没一点儿底，当时是抱着“撞一撞运气”的想法前往北京，有点“老虎吃天无处下爪”的感觉，感到忐忑不安，压力巨大。黄河笑书记看到我们心理负担很重，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上京，是赶考，是定西教育学院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！但两位不要有过重的负担，钱要不上可以在京城转转，开阔眼界，长长见识。秀才不中举，闲职在呢！”列车徐徐启动，班子成员含着泪花相互道别……

    到京后，好像是约定俗成，我给董代表当秘书，李涛给我当秘书。董代表是农民代表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我帮她起草呈财政部、教育部的提案建议。正因为她是农民代表，没什么顾虑，初生牛犊，什么地方都敢闯。我们跟着她，她凭着胸前的“代表证”这个“护身符”闯过财政部、教育部，还拜见过当时参会的省长闫海旺、天津市长李森林。李涛给我当秘书，题案建议之类的事由我负责，而我俩的饮食起居行却由他全权负责，我一点心不操。但我俩有件事儿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：比如要约见某重要人物，他主张坐公交，主要是怕花钱；我建议打的，主要是怕耽搁时间。他年龄大，资历老，争来争去，我得服从。好几次不是堵车就是塞车，不能按时赶到约好的地方。结果，不是人家有事，就是下班了。有一次与董代表约好上午一同去见某位首长，又是公交，紧赶慢赶，到甘肃团驻地时已中午了！

    从里面传出的话是下午再约时间。我们不敢走远，就在门口一边等，一边通过信息联系。北京的三月春寒料峭，马路边无处坐、无处靠，只好走走、站站，站站、又走走，真应了“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”这句俗语。脚麻了，腿肿了，一直到五点多，电话来了！我惊喜地赶快去接，却听见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：“今天见不上了！”

    我们无果而终，只好打道回府。摇摇晃晃回到住地，又是晚上九点多了。李老兄见我有情绪，过意不去，请我去吃东北大餐，点了几个菜，要了一斤水饺，一瓶八块钱的二锅头，为我消气解乏。服务员提醒足够了。李不行，又要了一窝面。菜上来了，像东北人一样实诚，摆了半桌子。我问服务员：“我们像不像饭桶？”服务员带着甜美的微笑说：“你们像吃神！”一句话逗得我俩哈哈大笑：“来！干杯！”

    两会后数月过去了，董代表的提案还没消息，我又替她起草了一份给项怀诚部长的信。不久后财政部有了好消息，说董代表的建议得到了部长的高度重视。我俩又赴京赶考，财政部说让我们放心，领导很重视你们的意见，会考虑你们的实际困难的。

    2001年12月，我在欧洲考察，在德国慕尼黑接到崔振邦院长的电话，很焦急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崔一般大事不惊，听到他如此惶惶，我感到不妙。我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他说：“财政部给了300万，财政厅只拨了100万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不要紧，把情况先搞清楚，我来后一起想办法。”

    回国后，我去找教科文处。我说：“处长，您知道，我们要一点钱不容易，好不容易要来了，你就给我全拨了吧。”处长我初次见面，态度冷淡地对我说：“给了你们100万，全拨下去了。”我说：“财政部给我们的不是100万，是300万。”“是100万。” “是300万！”争来争去，后来他不耐烦了，拍着桌子：“你说给你300万，你有何依据？谁给你说的？！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狠狠地抛出一句话：“财政部教科文司教科文处的S处长说的！而且专门转达了项部长的关心！”我便夺门而去。

    没几天，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始了，我正盘算着找个机会把情况给吴省长汇报一下。大会第三天上午，吴来定西团讨论，我看没有口头汇报的机会，就抓紧写了一份两页子的书面汇报，给吴呈了过去。我回到座位，看到吴在看信的时候，脸色一阵发红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。我想：糟了！字条上我说财政厅“雁过拔毛”，省长不高兴了吧？吴把信看了两遍，在上面写了点什么，示意我去取。我有点紧张，回到座位一看：“请志希同志阅处，如信中反映情况属实，请尽快拨付。吴碧莲”

    晚上，我给苏厅长房间打电话，九点多终于拨通了。我说吴省长有份批示，要面呈予你。电话中厅长情绪不错，态度友好。两分钟，我来到他的房间。跟电话中感觉一样，厅长好像有点酒意，很高兴、也很客气，还带点“学究”味儿。我先把财政部争取经费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，然后补充说：“请厅长不要生气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给省长做了反映。省长意思是让我直接找找您。”然后，才把信呈到厅长手里。厅长一边听，一边说：“你们这是好事啊！能到部里争取经费，应该鼓励啊！”看完省长的批示，又草草浏览了一眼信的内容，补充道：“没事！没事！当代表么，就要反映真实的情况。我过问过问，请贾代表放心！”然后，又自言自语：“怎么能这样……”有人敲门，我起身告辞。

    年过罢不久，全国两会前，财政厅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其余的200万拨出了。还让我给董淑芳代表特意解释一下，还问了董代表的电话。十分钟后，董代表电话来了，很欣喜地传递一个消息：“贾院长，财政厅说那200万拨了！”

    有了这300万，学校就搞校园整体规划，不久，现在校园中目前最雄伟的12000平米的1号教学楼就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顺利开工了！

    吴碧莲作为省长，她一定帮助过好多当年困境中求生存的单位，究竟有多少,她自己也许都不记得了。她也不曾想到，定西师专这所她曾关心过的学校还有人记着她。她的干练、她的热情、她的靓丽、她的智慧、她的聪明……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后来，她当了省人大副主任，也多次来过定西，但她至今也没踏上过这片朴实而厚重的热土—— 定西师专，但她的名字会被定西师专永远铭记。

李重庵副省长

    李重庵副省长，也是1998年第九届人代会上选举为副省长的。之前他是教育厅副厅长，又是著名教育家李秉德儿子，教育界同行大多了解一些。由于他是民盟盟员，作为党派干部要进政府班子，当初在民盟内有着更大关注和影响。会议期间，民盟省委团拜，提前认识了他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气、干练！

    李重庵任教育厅长时，来过当时的定西教育学院，临走时送给学校一句话，八个字：“杂草丛生，沟壑纵横”，他这句话成为定西师专过去真实写照的精典概括。若干年后，这句话又成为今非昔比的最鲜明的形象比照。2000年元月，省两会期间，当我来到西北宾馆一号楼李省长的下榻处，作为一名代表汇报情况，李省长反应迅速地说：“你们学校我去过，背靠那个什么什么山？”我忙补充说：“西岩山”。“对对对！在个半坡上，学校凸凹不平，前面有条大沟……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    “谢谢省长对学校有这么深的印象。省长当年检查工作时，给我们送了一句话‘杂草丛生，沟壑纵横’，这多年，我们一直以这句话去鞭策和激励，努力改变着学校的面貌和形象。”我说。

    省长情绪不错，谈兴也浓，又关切地说：“我建议你们从成人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向，将来社会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，也是成人高校转制的方向。”我说：“省长的指示，我回去后一定给学校领导汇报，有时间的话，希望省长能再次来学校问诊把脉。”

    由于都是民盟成员，谈话也就轻松亲切，省长说：“你能当上代表，说明很优秀，说说你个人方面的情况。”我把自己发表了文章、评上了地区优秀教师、十大杰出青年、破额晋升副教授等方面的情况作了汇报。告辞前，省长在我的报告上写了一句批示：“请财政厅酌情解决！李重庵” 年过罢，经省长批示的20万元到帐了！

    人心都是肉长的。李重庵省长表面严肃，实际上很重情谊。民盟有个传统，就是民盟中央、民盟省委的领导到基层调研，一般都会安排与基层盟员代表见面座谈。如民盟中央历届主席副主席费孝通、丁石松、蒋树声、张梅颖等国家领导人来定西，都要抽空见见代表，了解基层盟组织的一些情况。费老一共十一次来甘肃，第七次来定西时九十高龄，坐着轮椅，不辞辛劳，还在下榻处接见了盟员代表。费老逝世后，蒋树声、张梅颖主席曾多次沿着费老的足迹，踏上过定西这片热情的黄土地。2006年蒋树声主席还莅临过正在发展中的定西师专。李重庵当副省长时，公务繁忙，又是省民盟的副职，与基层盟组织的接触相对少些，但他的盟员这份情谊还是很重。

2003年，陇西马河镇朱镇长找我，说我老家的团结学校想修缮一下，请我出面争取些经费。我又硬着头皮去找李重庵副省长。李省长面带难色，说：“我马上不当省长了，说话不算数了。”（这时已有传言，李省长要调到民盟中央。）我对李省长说：“我的小学初中都是那儿上的，教学质量蛮高的，就是条件很差，多少年几乎没什么变化，有些还是七十年代我上学时的房子，已成危房了！就请您再关心一下。”

几句话，李省长又动情了，说：“好吧，这是最后一次。”又转过身，对身边的秘书吩咐：“王处长，你亲自与财政厅沟通一下。”不久，15万的一笔款项下了。半年后，团结学校旧貌换了新颜。

    2007年底，民盟中央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。大会期间相见，他问我：“你对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如何评价？”我们做了一番讨论后，又探讨了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。2009年，我参加中央社院的学习，他接见并宴请了在甘的全体学员，我在他身边就座。他谈笑风生，让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他到民盟中央后，先后陪同两任民盟中央主席丁石松、蒋树声来过定西，也带领过民盟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官员到过定西开展调研。

    2010年5月，李重庵又一次来到定西，考察结束后召开座谈会，李重庵做总结讲话，临近尾声，他却很严肃地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民盟中央与定西有着缘远流长的关系，从费老开始到今天已二十多年了，可以说是为定西办了很多好事、事实。民盟中央把贵州的毕节地区也作为重点帮扶地区，毕节在民盟干部的政治安排方面搞得很好。我希望定西也能够成为与民盟开展多党合作、精诚协作的典范！”

    一席话让我毛骨悚然！当时定西师专已升格副厅建置，副厅级的领导还没派上。我是定西民盟的主委，又是现任校长，这不明明是给我要官甚至“抱打不平”吗？让地方领导听了，不就认为是我对组织不满，给民盟中央打小报告了吗？唉！这老人家，还是当年的那个省长作风，直言直语！而我还要在定西这块黄土地上立足啊！

    两年多过去了，我再没见过李重庵副省长、副主席，但他当年送给定西教育学院“杂草丛生，沟壑纵横”这句话成为鞭策学校发展的强大动力，也成为与当今定西师专“绿树成荫，楼群耸立”的美丽校园的鲜明对照。当年，他给困境中求生存的定西师专泼过凉水，又给转型中求发展的定西师专雪中送炭。“凉水”也好，“送炭”也罢，都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这所学校迟钝的细胞，帮助了这所学校的创建与发展。

郝远副省长

    2010年元月，省两会期间，我是省第十届政协委员，教科文组。有一天下午，郝远副省长参加我们组的讨论。我抓住机遇汇报了定西师专的基本情况，提出像定西这样困难的财政，要办一所高校实属不易，学校的体制是“省地共建，以地为主”，省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。

    对每个委员的发言，郝省长一边听，一边记，有时还插话了解一下情况。大概五六个委员发言后，主持人就请郝省长讲话。郝诙谐加调侃地说，我不叫讲话，我也是委员，与大家一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，听了几位委员的发言，很受启发，也发个言吧。郝省长在发言中，唯一一个直接谈到了我反映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你们学校我去过，是在成立挂牌的时候。这几年，没顾上，今年有机会抽个时间争取去一趟，你把项目准备好。”当时，我很受鼓舞。会后有部分委员带着醋意对我说：“老贾今天发到点子上了！省长答应去解决问题。”

    我把此事给市上领导作了及时地汇报。二月、三月、四月……慢慢过去了，省长一直没有来。六月份，眼看一学期快要结束了！我就给省长秘书彭勇打电话，让他了解一下省长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，他答应我的，我们一直等他。小彭热情谦和，说，等请示领导后回话……

    八月底，我突然接到小彭电话，问我什么时间开学，省长要下来，到你那儿去看看。我欣喜振奋!

    第二天上午，省长在市上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学校。门口一下车，我对省长说：“省长说要来看看，终于来了！”省长说：“我答应过你的，是兑现我的承诺来了!”

    省长先去看刚刚使用的图书馆。我一边陪着省长，一边介绍学校情况，一边又抓紧汇报说：“省长，您安排我把项目准备好，学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生食堂，规划和设计都搞出来了，待会儿省长去看看。”

    图书馆也没转个啥，一阵走马观后又回到图书馆门前的广场。有人反复提醒抓紧时间，我陪省长穿校园而过，市领导却摧促：“行了！行了！不看了，没时间了！”我有点急，鼓起勇气大声地说：“食堂还没看呢！省长答应要看看食堂！”省长忙给我解围：“走，去看看食堂！”

     看食堂，步行穿校园而过，也就几分钟路程，某领导又摧说坐车。大家急急忙忙坐车，有人乱哄哄地指挥，有人让我带路。匆匆忙忙地，我被安排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带路。到了餐厅，省长详细了解了餐位情况、学生就餐人数，临出门时，我把新设计的标准化餐厅效果图递了上去，给省长做了简短的汇报。

    省长把财政厅、发改委的同志叫过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看看，五千多学生要吃饭，只有不到五百个座位的一个食堂，吃一顿饭，就得十几拨儿，你们想想，得多长时间？请你们两家好好商量解决一下！”两个单位的领导当即都作了承诺。

    在返车的路上，我高兴地说：感谢省长。省长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我答应你的事，给你办了。现在你要答应我办件事。”我说：“请领导指示。”省长又动了感情：“舟曲发生泥石流后，有一千多名舟曲一中的学生转到了定西理工中专，你们要发挥高校的优势，多给他们提供些图书，多给同学开展些心理疏导。”我说：“请省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    下午是开学前的教职工大会，会上我通报了省长现场调研办公的情况，可以说是“群情振奋”！当年，食堂的事，又通过当时挂职的马琨副市长的积极争取，财政、发改部门都挤了一点，来年，我们只好“照钱打卦”，修了“小吃一条街”，总算解决了学生的就餐问题。

    至于省长安排的舟曲学生的事，我们及时与他们联系，除完成了省长的任务外，还在中秋节搞了慰问演出，给学美术音乐的学生配备了专门辅导老师，安排团委学生会开展了结对子活动，舟曲的师生非常满意。年底，我给省长写了简短的书面汇报。没几天，彭秘书给我电话：“省长看了你的汇报材料，很高兴，作了批示：‘请教育厅、甘南州对于定西师专的做法给予表扬。’”

    能得到省长的鼓励是件幸事，通过后来的不断接触，我对他更多了几份发自内心的敬重。他当过大学的校长，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专家。我参加过他主持的会议，也听取过他的若干场报告，每次他都不照本宣科，他都有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一些新的思考和独到见解，总是给人一种智慧和诸多启发。